记者：你的日记告诉世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，优美的文字下是中国人血流成河、尸陈遍野的惨状，能以这样抒情的文字，几乎是无动于衷地记下这样的暴行，只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。那么，今天的你如何看待日记中的东史郎？
东史郎：我们受的是“中日战争是圣战”的训导，士兵成了“作战的活武器”，心中只有为天皇尽忠。当时，我是一个被天皇授予武功超群这一最高荣誉奖的忠实士兵，是一个手上沾着中国人鲜血的魔鬼。中国人的反抗，造成了战争和苦难，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心中。
记者：你对战争、对中国人民看法的根本转变是从何时开始的？
东史郎：60年前，我对中国人是蔑视的，认为这个民族是劣等民族。这种情绪充斥在我的日记中。促使我改变这种看法的是一段令我记忆至今的经历。
1939年我曾因病回到日本，第二次入伍后在中国宁波迎来了日本战败。当时，一位中国军官对我说：“南京交战时，我在下关码头遭到了日军集体屠杀，因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下装死而逃生。此后一直与日本军拼命到今天。一想到当时的仇恨，东军曹！我恨不得把你杀掉！但是因为上边有令‘要以德报怨’，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。”他没有对我以牙还牙讨还血债，大陆民族中国人的宽宏大量，使我感激涕零。60年后的今天，我对中国人非常尊重。从文化上讲，中国是日本的老师，而日本却跑到老师的家中杀人放火去了。
记者：当初，你在战斗的间隙记下这些文字时，出于何种考虑？
东史郎：从人道的角度看身边发生的事情，我常常苦恼。我常问自己，我是胆小鬼吗？我为何来打仗？开枪时，我有时会冒出尽量别打中对方的想法。记下这些，是很危险的，宪兵、特高课对士兵的思想控制很严。但是，中国人的悲惨遭遇，使我不得不写这个日记。
记者：日本当时对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，你的日记怎么会带回日本？
东史郎：日记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带回日本的。1939年我因病回日本时穿着病号服，行李未经例行检查，我的日记才侥幸保存了下来。
记者：你公开日记的动机，是否不仅出于对侵略历史的忏悔，对今天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对日本民众的教育？
东史郎：犯了罪以后，如果还装着不知道，我做不到。我和其他两个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战友在电视台作证，老兵北山予君虽然因病腿已无法行走，还是让三个子女陪同，到他当年杀过中国人的南京玄武门、码头跪下请罪。我们的行为，遭到了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那些人的嫉恨。他们控告说：“东史郎说日本军的坏话，这是毁坏名誉。”我不知道，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。对于我来讲，60年前的侵华是战争的前篇，60年后的诉讼是战争的后篇。不管右翼如何攻击，我都不会屈服，这不是我个人的私事，是关系到这场战争的性质和责任的问题，也关系到今后日本政府和子孙后代如何评价和对待这段历史的问题。我要为真理而斗争。希望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呼应和支持，特别希望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呼应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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